网上澳博网址,在这座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海岛,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

日期:2020-01-09 09:05:27     浏览:2476    
西方人对斯里兰卡的情愫由来已久。在一张张盛放的笑脸之外,旧时代的影子总也挥之不去,像是横亘在种族记忆中的隐秘伤痕。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斯里兰卡尤是,人类社会的杀戮和争斗在这座岛屿上永无止息。自此,斯里兰卡又在西方列强间数度转手。另外,参加这个义工项目的志愿者来自全球各地,大部分还是欧美国家。和其他古城遗址不同的是,加勒是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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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澳博网址,西方人对斯里兰卡的情愫由来已久。马克·吐温就曾在《赤道环游记》中写出这样近乎谄媚的广告词:「每年东南信风吹起,海流轻抚印度洋上的明珠,斯里兰卡是世界尽头灵魂的故乡……」然而,斯里兰卡和西方文明的爱恨情仇远比几个年年上涨的旅游业数据来得复杂。在一张张盛放的笑脸之外,旧时代的影子总也挥之不去,像是横亘在种族记忆中的隐秘伤痕。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斯里兰卡尤是,人类社会的杀戮和争斗在这座岛屿上永无止息。

文 |吴呈杰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斯里兰卡都是一个备受欧美游客青睐的目的地。对东方蠢蠢欲动的情愫至少在他们心中潜伏了5个世纪。从公元7世纪开始,阿拉伯商人就开始来到斯里兰卡收购香料,再用船贩卖到欧洲去。为了打破阿拉伯人对香料市场的垄断,葡萄牙王室派哥伦布率领一支舰队向西进发,试图横跨大西洋,开辟一条通往传说中的「香料岛」的新航道。故事的结局被写进了历史课本:哥伦布在无意中发现了美洲,为欧洲人找到了一个远比香料岛更珍贵的聚宝盆,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然而,哥伦布的擦肩而过丝毫没有浇灭葡萄牙人的热情。探险家达伽马率领的一支船队另辟蹊径,向南绕过非洲好望角,终于获得了成功。自此,斯里兰卡又在西方列强间数度转手。70年前,当盟军准备在诺曼底登陆时,赫赫有名的蒙巴顿公爵选择驻扎在斯里兰卡的康提(kandy)指挥远东战场的战斗,以便躲避酷暑、潮湿和政治压力。抵达斯里兰卡几天后,他写道:「我从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拥有激流、茶园、丛林、原野,还有变幻无尽的景致。」

斯里兰卡的大部分铁路都是英国殖民者修建而成的

在斯里兰卡呆上两周的我不得不佩服蒙巴顿公爵的眼光。出发之前,我做好了和热浪搏斗的准备。毕竟,一个月前我曾造访越南,这个纬度还比斯里兰卡高一些的国家曾用湿漉漉的燠热拥抱过我。事实证明,我多虑了。海洋季风气候如同一个天然屏障,将这个热带岛国结结实实地包裹起来,终年如夏,却也终年不过28摄氏度。除了需要在出门前多涂抹几层spf50+的防晒霜以躲避赤道的毒辣阳光,一切都看上去完美极了。

我是来斯里兰卡参加一个国际组织的义工项目,一周在康提教书,一周在西南部一个叫做ambalangoda的渔村保护残疾海龟,由于该渔村过于狭小,人们甚至没费心给它取上一个中文音译名。对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大学生来说,在ambalangoda度过的时光难称美妙。最难熬的是一日三餐,斯里兰卡人仍然保留了古老的饮食习惯,他们平时最常吃的是咖喱米饭,在米饭上浇上几勺用咖喱汁煮过的蔬菜,直接用手拌着吃,不需要任何餐具的辅助。以至于在吃了一周咖喱、餐桌上终于出现了鸡块的影子时,我们几乎要激动得手舞足蹈了。另外,参加这个义工项目的志愿者来自全球各地,大部分还是欧美国家。和他们交流并非易事,尤其是当一位同宿舍的英国大叔凌晨三点喝醉酒后操着约克郡口音嚷嚷、把所有人吵醒后,我瞪大眼睛瞧着挂在天花板上呼啦啦转动的风扇,和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嚣张蚊虫,真是毫不怀疑自己即将客死异国他乡的可能性。

和小海龟们在一起是海龟项目中最大的乐事,它们拨水的姿态轻巧如飞翔,龟壳上的纹路泛开淡紫色的光泽

我们的日常工作是给残疾海龟喂食、洗澡、清理海龟池,显然,都是没有捷径的体力活儿。这儿的海龟以绿海龟和丽龟为主,都是海龟中体型较大的种类,成年龟的重量可达100公斤以上。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有缺胳膊断腿、眼盲、进食困难的问题,这一点都没有降低海龟们的威力。在搬运海龟的途中,不仅要抬起这个比自己还重的庞然大物,还要时刻提防被它来回晃动的四肢「打脸」的风险。喂食也并非轻而易举,我亲眼看着旁边的俄罗斯姑娘前一秒还言笑晏晏,后一秒就被伺机而动的海龟啄了一口,掌心立刻浮出指甲盖大小的紫红色淤血。这个干坏事的母海龟叫艾丽娅,龟壳上有漂亮的黄黑色斑纹,恰好是海龟营地管理员最喜欢的那一只。它知趣地沉到水底不肯露面,似乎是害怕面对怒气冲冲的主人,和一边扎着麻花辫、大眼睛里盈满泪水的受害者。

其余记忆,则是像这儿的海风一样温柔而迷人。不到6点,天已大亮,项目是从早上9:30开始。空闲的几个小时里,我会带本书坐到某块伸展入海的礁石上,四下都有浪花激溅,舔舔嘴角能分辨出啤酒泡沫般的咸腥味道。偶尔和早起晨跑的当地年轻人打声招呼,更多时候就是散漫地躺着,像坠入一个将空气抽干、耳边传来遥远轰鸣声的庞大幻觉。

在加勒古城能遇到无数家西式咖啡馆,以及比咖啡馆数量更多的欧美游客

最能体现西方人对斯里兰卡的钟情恐怕是在加勒(galle)了,我的周末就在这个著名的南部海滨城市度过。加勒是一座由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建立的堡垒式的古城,城墙上生长着蓊蓊郁郁的木槿和金凤花,骄傲的棕榈树环绕在皇家灯塔周围,仿佛是带着长矛的轻骑兵。和其他古城遗址不同的是,加勒是有生命的。城里的大部分房屋都住着人,仍然在行使正常的功能。不少临街的房子被改造成了西式咖啡馆,提供的早餐也是极正宗的:羊角面包配上香肠和煎蛋,还有一杯晃荡着冰块的卡布奇诺。看着周围露出白花花的胳膊、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在高声谈笑的金发男女,很难不让人疑心是否是穿越到了欧洲西部某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瑞士人尼古拉·布维耶(nicolas bouvier)就曾对这儿深深着迷:「自从它走出大海之日起,这座岛屿便充满了魔力。」即便刚来到斯里兰卡就被疟疾折磨得死去活来,他还是选择了在加勒小住。这位著名旅行作家的房子就建在灯塔脚下,他的房间在二楼。作家的写字台摆在窗边,窗户永远开着,蓝色的墙壁已经有些脱落,像是一个游离于时代之外的梦境。历史资料证明,大文豪马克·吐温、契诃夫和萨默塞特·毛姆都曾在不同时期到访过斯里兰卡,然而,除了马克·吐温在《赤道环游记》中那近乎谄媚的广告词:「每年东南信风吹起,海流轻抚印度洋上的明珠,斯里兰卡是世界尽头灵魂的故乡……」,再难从纸面上发现他们与这个国度只字片语的勾连。

而在距离古城20分钟tutu车车程、有全球十大顶级海滩之称的乌纳瓦图纳(unawatuna),更是成为了欧美人拖家带口的天堂。当我昏昏沉沉地潜了40分钟的水、忍着肚中的翻江倒海勉强走回岸边时,第一个看到的居然是个抱着冲浪板、眨巴着蓝眼睛的小男孩,笑嘻嘻地凑近我问:「are you alright?」

在乌纳瓦图纳海滩,孩子们在阳光下追逐嬉戏

和众多以标榜「殖民地风情」出名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斯里兰卡和西方文明的爱恨情仇远比几个年年上涨的旅游业数据来得复杂。小说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在《一个作者的世界》中评价:「锡兰是一个人口如此密集、契合得如此紧凑、如此成熟的国家,以至于西方文明要最终淹没这个地方,需要几代人。」葡萄牙人来了、荷兰人来了、英国人来了,西方文明淹没的部分最多是斯里兰卡的冰山一角,也正是这悬在空中的半吊子工程,给后来斯里兰卡长达37年的内战埋下了暗潮涌动的导火索。

斯里兰卡内战从1983年开始,交战双方主要是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到我抵达斯里兰卡的2016年,当地百姓摆脱战争的梦魇不过7年时间。我在康提时对接的项目工作人员是个叫苏普沙拉(supeshala)的已婚女性,她是占斯里兰卡人口70%的僧伽罗人的一员(僧伽罗人掌控着斯里兰卡政府)。她拥有大学文凭,信奉天主教,父亲和丈夫都是牧师,这在以佛教为国教的僧伽罗人中堪称「异类」。苏普沙拉大多数时候都开朗热情,不过当谈到同样生活在斯里兰卡土地上的泰米尔人时,还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微妙的情绪。她详细地向我解释泰米尔人和他们的不同:泰米尔人生活在北部和东部,在康提难得一见;我们教书的学校只接纳僧伽罗人的小孩,泰米尔人有另外的寺庙和学校;泰米尔人讲泰米尔语,僧伽罗人讲僧伽罗语,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习另一种族的语言;两族的通婚则会是一件在当地引发轰动、令人侧目的怪事。我略带好奇地询问两个种族在外貌上是否存在差异,她斩钉截铁地表示「有」,并且「当地人完全能辨别得出来」。

颇为吊诡的是,当我回去试图搜索到更加权威的答案时,google告诉我「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来自同一个祖先,双方从外表上根本分不出来。」心理距离就这样后天建构起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生殖隔离」。

在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寺庙泾渭分明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人类学系副教授塔里克 · 扎基尔(tariq jazeel)在他2013年出版的《神圣的现代性》(sacred modernity)中详细分析了这个现象。如果说西方人眼里的现代化是高科技,那么斯里兰卡人眼里的现代化则带有很浓的佛教色彩,并且十分强调对于民族传统的尊重,是一种「神圣的现代性」(sacred modernity)。通过对佛教和民族传统的不断宣扬,斯里兰卡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标识」(identity),斯里兰卡政府则找到了一个为大多数国民(僧伽罗人)公认的立国之本。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佛教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被西方殖民者异化了的,和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相去甚远。这个国家把大自然当作了展示僧伽罗人民族性的舞台,而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则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异化成了外来侵略者。

我所到的班级里的孩子们集中在4~6岁,在中国正好是上幼儿园的年龄。在他们出生之前,斯里兰卡政府用击毙猛虎组织领导人的方式宣布了内战结束,而斯里兰卡的殖民地岁月更是要追溯到遥远的上世纪40年代。这很容易让人以为这个国家的苦难已经沉积在时光河流的河床之下。的确,大部分时候,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和其它国家的孩子们别无两样,甚至能更快地信任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我们一起画画、一起唱歌、一起做手工,他们会热情地告诉我他们的名字(但斯里兰卡人的名字平均有五个单词,最多的超过 10 段,全部记住难于登天),会争先恐后地向我展示刚刚完成的作品,会上演着「淘气的男生把喜欢的女孩子气哭」「心高气傲的班长因为一次画画失利郁郁寡欢」的俗套情节。孩子们长长的睫毛像是蝴蝶上下扇动的翅膀,在不大的教室里重叠着投下柔和的光晕来。

斯里兰卡的孩子们爱笑,并且能很快信任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然而,在一张张盛放的笑脸之外,旧时代的影子却总也挥之不去,像是横亘在种族记忆中的隐秘伤痕。除了「hello」「good morning」几个简单的打招呼用语,孩子们最熟练使用的单词是「sir」。一旦哪个孩子要召唤我到他的身边,必定是先深吸一口气,喊出一声脆亮的「sir」,再紧跟着一串我压根摸不着头脑的僧伽罗语。「sir」显然是英国人留下的「遗物」,但就是这么一个规整的敬语,从孩子们口中出来就带上了一层毕恭毕敬、甚至有些妄自菲薄的味道。它常让我联想到中世纪的仆从称呼自家老爷为「m’lord」的低眉顺眼,或者是原住民面对着大举入侵的殖民者、诚惶诚恐地跪下的情景。

在和孩子们相处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带上了相机。8点到9点是他们的早操时间,三名女教师带着40个孩子唱歌、跳舞、拍手,曲调欢快,像是一出迪斯尼制造的其乐融融的儿童歌舞剧。我拉长镜头,想要捕捉到每个孩子脸上的表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伴随着「咔擦」的声响,一道闪电般的光束转瞬即逝。我意识到:自己忘关闪光灯了。这个时候,童声和舞蹈突然都停止了,所有孩子都瞪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接着眼神转为惊恐,离我最近的一个女孩爆发出一声锐利的哭泣。一旁的女教师赶紧用当地语言安抚孩子们的情绪,另一名女教师向手足无措的我解释:「他们以为你的相机是一种武器」。

这大概是在斯里兰卡最让我难过的事。我不可避免地想到《新闻编辑室》第二季中的场景,玛姬和格雷去非洲做战地记者,刚把摄像机扛进教室,孩子们都尖叫着钻到桌子底下。相距千里之外的两群孩子,在面对一个会发出声音的黑色物体时,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种「本能」反应。

鼎鼎大名的海边小火车背后的故事远没有想象中的浪漫迷人

在斯里兰卡的最后一夜,我搭乘着从加勒前往科伦坡的漆成红色的矮轮火车,穿过森林、流瀑还有像珍珠般闪着光的海岸线。这段因成为《千与千寻》中海上小火车原型而闻名于世的火车线路,背后同样有辛酸的历史:当年负责修铁路的是英国殖民者,他们的目的是用尽可能廉价的方法把产自内陆的农产品尽可能快地运到港口,再装船运往欧洲。因此,才会出现把本应是海景房的地盘用来通火车的「独一无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斯里兰卡尤是,人类社会的杀戮和争斗在这座岛屿上永无止息。火车上,我在读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的《安尼尔的灵魂》(anil’s ghost)。海风和煦,月色融融,我却忍不住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这本书以斯里兰卡内战为背景,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战争那无处不在的阴影和血迹,也逐渐接触到战争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撕裂的伤口。

翁达杰将自己对暴政的愤怒控诉藏在了哀而不伤的笔调下面,标志性的诗意之间,血色尽染。在作者题记的结尾,罕见地出现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评语:

「今日,斯里兰卡的战争仍在以另一种方式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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